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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專家解讀當下大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挑戰，并對“十四五”階段大氣污染治理的重點和難點進行了探討。
11月26日，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發布了最新報告《大氣中國2019：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程》（簡稱《報告》），追蹤記錄2018年中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大氣治理情況，并首次增加了對169個重點城市的空氣質量管理綜合評估和排名。
《報告》顯示，2018年是《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實施的開篇之年，全國338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延續了過去5年的改善勢頭，平均達標天數比例由78%升至79.3%，193個城市的優良天數比例大于80%，提前達到《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目標要求，同比增加18個城市。121個城市實現六項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全部達標，同比增加22個城市。PM2.5的年均濃度與超標城市比例繼續下降。
盡管如此，PM2.5的超標城市比例仍占一半以上。此外，臭氧污染在進一步加重，臭氧治理將成為這一階段較為突出的挑戰。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中國區總監付璐說，從數據上來看，全國臭氧達標城市比例逐年下降，已經從2015年84%下降至2018年的65.4%。從區域整體水平來看，京津冀、長三角和汾渭平原均未能達標，且臭氧污染加重是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珠三角超標天數最多的首要污染物。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亞洲清潔空氣中心中國顧問委員會主席賀克斌表示，PM2.5和臭氧的協同控制已成為當下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關鍵，PM2.5是主要問題，同時臭氧污染不容忽視。城市需要制定協同減排的策略，才有可能解決因臭氧超標無法實現優良天數達標的難題。
汾渭平原已成為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攻堅區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成立于2001年，由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共同發起建立，是一家國際非營利性組織，業務主管單位為生態環境部。
相較于亞洲清潔空氣中心往年發布的報告，此次《報告》的一大亮點是首次增加了對169個重點城市的空氣質量管理綜合評估排名，這一排名從“成效分”和“努力分”兩個維度對城市進行打分，前者著重于體現城市的空氣質量改善狀況，通過PM2.5三年滑動平均的改善幅度（即2016-2018 三年平均相比2015-2017三年平均的改善）和達標天數三年滑動平均改善幅度兩個指標對空氣質量改善情況進行評估；后者則主要聚焦在采取的政策措施，涵蓋固定源、移動源、面源、能力建設和保障措施五個方面，綜合評估結果能全面體現城市的努力和成效。
綜合排名顯示，前十名包括了空氣質量達標且持續改善和空氣質量雖未達標但改善顯著的兩類城市，排在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長春、大連、上海、溫州、青島、哈爾濱、黃山、武漢、杭州、深圳。長春位列第一，與另2個東北城市大連、哈爾濱均因空氣質量改善幅度大而進入前十，深圳是在空氣質量達標后且持續改善而進入前十名的典型城市。
而排在最后的三個城市則分別是咸陽、渭南和臨汾，空氣質量嚴重惡化，都集中在目前的新重點區域“汾渭平原”。
“汾渭平原已成為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攻堅區域，這一區域的治理工作，能源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調整是根本，需要長遠的規劃和設計。但在短期，可以針對當地能源結構偏煤和產業結構偏重的突出特點，采取積極的治理措施，如減少煤炭分散使用、推進重點行業治污改造，加強企業達標排放監管等。”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規劃部主任雷宇說。
汾渭平原大氣治理仍需中央持續支持
付璐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說，在京津冀地區大氣治理過程中，北京和天津對口了河北的兩個城市給予了大量的技術和資金支持，并且中央的大量資金也投入到了河北，用了七年時間，才使得河北的空氣質量改善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對于汾渭平原而言，雖然2018年發布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已將其納入新的重點區域，并建立了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但由于此前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基礎太較差，所以目前用三年滑動平均值來看，汾渭平原的空氣質量仍在惡化。并且，在汾渭平原中并沒有一個像北京、天津這樣的城市能夠給其他城市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更多的只能依靠中央資金。
“如果河北的大氣治理經過了七年才見成效，那汾渭平原仍然需要中央的持續支持，無論是科研還是資金支持才有可能使空氣質量得到明顯改善。”付璐說，汾渭平原的城市需要花時間做短期和長期的目標，短期目標是為了減少重污染天氣，使污染物的絕對值降低，以達到保護公眾健康的目的，同時，從成本效益角度而言，結構調整一定是汾渭平原空氣質量改善的長久之計，花的錢相對少，但未來的效果一定會很明顯。
“十四五”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應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
如今，距離《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結束僅一年有余，接下來，又將進入令人矚目的“十四五”規劃階段。面對大氣污染治理這一持久戰役以及新的空氣治理難題，《報告》建議，城市要抓主要矛盾實現短期成效，夯實科學治霾基礎以期長期改善，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未達標城市要盡快制定達標規劃，同時，需要建立常態化的機制，包括基于科學研究的協同控制策略、基于成本有效的減排策略以及基于多方參與的監管策略。
付璐說，目前，即使在建立起了深度區域協作機制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仍然在依靠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推動和促成，缺乏相對的利益平衡機制和考慮當地大氣污染程度、經濟承受能力、環境治理水平等因素的減排責任共擔機制。
這使得該區域即使具備了科學基礎，能夠識別出區域最有效的減排措施清單，卻無法形成最成本有效的整體減排策略。
利益協調補償制度的缺失，使得一些空氣質量沒有“吊車尾”、同時也不具備較強改善意愿和能力的城市往往缺乏決心和力度。進一步完善責任、利益機制，使得聯防聯控區域內的政府應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充分保障每個行政區域的利益平衡，這是為了實現區域協作機制獲得最大共同利益和最佳效果無法繞開的必經之路。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世秋建議，在制定污染防控戰略以及政策中，要進行充分的社會經濟分析，盡可能尋求和實施低成本的具有成本有效的污染控制策略和政策，應盡可能發揮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為各主體行為改進提供持續性激勵的功能，使得環境保護轉化為行為主體的長期內在自覺。
“我們其實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中國有相當多的企業正處在綠色轉型的過程中，我們未來必然要強化制度的設計，使得這些環境友好型的企業和更綠色的經濟組分在市場經濟運作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即便它不受到褒獎至少它不應該因為我們的制度設計和手段設計的失誤受到懲罰，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張世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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